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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11月23日电 (记者 孙自法)古代人群生活方式实现由高流动性狩猎采集向定居化农业生产的重大转变后，其社会组织模式如何演化长期以来备受关注。

　　重构出目前东亚最早社会结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联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等机构的合作者，对来自中国蒙古高原东南缘北方草原地区、距今8800-5000年的35例古代人骨样本开展高分辨率系统性核基因组研究，重构出目前东亚地区最早的社会结构——距今8800-7500年蒙古高原东南缘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为理解史前社会结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

　　本项研究还发现中国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在距今8800-7500年间保持高度遗传连续性，并阐明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对环贝加尔湖区域、蒙古高原北部区域、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期人群有显著遗传贡献，提示这一过程可能与细石叶技术及陶器传统的传播、交流同步。

本次研究的中国蒙古高原东南缘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群历史示意图。付巧妹团队 供图

　　这些古基因组研究重要成果，近日以两篇论文在学术期刊《创新》(The Innovation)同步上线发表，揭示中国蒙古高原东南缘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的重要策源地，还是新石器文化的交汇地、北方草原文化的缘起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早期源头之一。

　　家庭或是信仰与社会认同核心

　　合作团队介绍说，这次研究的河北兴隆、四台等遗址出土的大量房址、农具及粟黍遗存显示，距今8800-7500年北方草原地区已形成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早期定居社会，是东北亚最早的大型聚落之一。

　　传统观点认为史前社会随着农业发展由母系向父系演化。然而，兴隆和四台的合葬墓主要由以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组成，没有明确父系或母系遗传特征，在居住模式上也不以父系或母系为主导。这一发现不仅确认了以家庭为核心的早期社会组织模式，还挑战了此前所认为的从母系到父系的线性社会结构演化模型，表明史前社会组织模式具有多样性。

　　此外，兴隆遗址合葬墓中出现非亲缘关系成员，四台遗址合葬墓的13个个体更是包含3个不同的家庭以及3个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家庭的个体，这表明在以家庭为核心之外，兴隆和四台社群可能同样开放接纳非血缘的家庭成员，形成家庭-跨家庭的社会组织，以及包含非血缘家庭成员的合作包容的社会结构。

　　考古学家之前认为，在距今6000-4800年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跨家庭合葬墓标志着社会结构复杂化以及更大型社会组织的萌芽，而距今7600年的四台遗址遗传学实证，则将跨家庭合葬更往前推进至少1600年。

本次研究的四台和兴隆遗址的家庭合葬示意图。付巧妹团队 供图

　　兴隆与四台遗址出现的“屋内合葬”习俗，进一步强调家庭在社会组织与丧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中，四台遗址出现的3个家庭合葬在同一屋内的独特丧葬习俗，暗示这些家庭在生前可能共同生活，死后共同埋葬，说明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也可能是信仰与社会认同的核心。

　　此次研究还发现兴隆与四台人群普遍避免近亲和族内婚配，这与一些史前遗址相对常见的同族婚配、近亲婚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早在距今8800至7500年，中国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便已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同族或近亲间婚配，可能已存在初步的婚姻规范与社会调控机制，体现出史前东亚地区婚配制度的多样性。

　　实证中国北方草原的枢纽地位

　　合作团队指出，本次古基因组研究发现，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社会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蒙古高原东南缘距今8800-7500年的早期裕民文化和四台文化人群具有跨越千年的遗传稳定性，表明这两支文化的形成并未受到外部人群的遗传影响，体现出中国北方草原早期社会的自我创新能力。

　　同时，这两支文化还发展出了较早且成熟的粟作农业，但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粟作农业人群并无额外遗传联系，提示粟作农业在蒙古高原与黄河中游可能是两条平行而非传播依附的技术创新路径。

　　裕民文化和四台文化人群所代表的蒙古高原东南缘祖源还成为东北亚地区后期诸多文化人群的直接来源。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蒙古高原东南缘与蒙古高原北部、环贝加尔湖区域及西辽河流域等地之间持续存在遗传交流。该祖源在距今1.4万-1.1万年对环贝加尔湖及蒙古高原北部人群均有遗传贡献，与细石叶技术扩散年代一致，表明跨蒙古高原的人群流动推动了这一技术的传播。

　　合作团队总结表示，古基因组研究的这些发现，表明考古文化实践与人群动态间存在复杂互动，也实证中国蒙古高原东南缘草原地区作为连接周边人群往来、文化互动的枢纽地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