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由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作为长期投身阅读推广的教育家，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近日接受专访，结合个人阅读经历与长期实践，解读《条例》出台的现实背景、制度意义及其对全民阅读生态的深远影响。

2026年2月1日，北京西单钟书阁书店内，青少年及家长在阅读图书。 尹李梅 摄

　　从倡导走向制度保障

　　推动全民阅读成为公共议题

　　1993年在苏州大学任教期间，朱永新曾向学校全体学生推出一份阅读书目。“当时并没有想过，推动阅读会成为一生的使命。”他后来回忆道。然而，正是此后日复一日的阅读实践与推广，让他对阅读的理解不断加深，也让推动阅读的决心与日俱增。从课堂中的阅读书目出发，阅读逐渐超出教学范畴，成为他持续投入的公共事业。

　　自2012年起，他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在全国各地持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也更加直观地看到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阅读条件上的差异。这进一步推动他将阅读问题放入更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思考。

　　过去十多年间，全民阅读持续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书香中国”建设稳步推进，阅读已从个人兴趣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议题。

　　最新一轮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国民综合阅读率持续提升，公共阅读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与此同时，数字化媒介占用时间明显增长，纸质阅读时长相对有限。阅读并非“无人问津”，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难以持续”。

　　在朱永新看来，这正是全民阅读需要从倡导走向制度保障的现实起点。他指出，如果阅读长期停留在活动层面，往往难以真正改变阅读生态，必须通过制度为全民阅读提供支持。

　　“《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书香社会建设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新阶段。”朱永新表示，全民阅读不再只是倡导性的文化行动，而被明确纳入公共责任框架之中，这为阅读的长期推进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基础。

　　以系统可信的引导

　　解决信息时代的阅读困境

　　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朱永新在讲演中谈到，少年儿童是一生之中精神成长最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阅读是早期的精神体验、心灵体验，奠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底色，会对一个人的思想、价值观以及整个人生，产生最根本的、刻骨铭心的影响。

　　在他的童年时期，书籍是家庭中的稀缺品。他经常在母亲工作的镇政府招待所里向住客借书。客人来去匆匆，书往往只能借一晚，所以他常常通宵读完。一目十行的阅读能力，就是在这种近乎“饥渴式”的阅读中形成的。

　　清晨的阅读习惯，同样始于少年时代。天还没亮，父亲便把他叫醒，五点半起床，练字、读书，是这个家庭日复一日的节律。直到今天，他仍保持着凌晨阅读的习惯，许多著作也完成于这段时间。

　　回看这些经历，朱永新常说：“作为个体的我，是被阅读造就的。”在他看来，正是在少年时期，阅读第一次成为他理解世界、建构自我、想象未来的方式。也正因如此，他始终认为，阅读习惯的形成是在青少年阶段，通过一次次真实而深刻的阅读体验，被内化为一种终身能力。

　　相比朱永新的少年时代，今天的孩子从不缺书。但书架上的书被翻开的次数，却可能越来越少。

　　“读不下去”，正在成为一种普遍体验。在朱永新看来，当下的阅读困境，很难简单归因为个人意志的松懈。

　　在信息高度丰裕的时代，真正的难题已不再是“有没有书”，而是“该读什么书”。朱永新在多次访谈中提到，今天最大的阅读障碍之一，并非资源不足，而是缺乏系统、可信的阅读引导。

　　其次，数字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凸显。朱永新多次警示，数字阅读的碎片化与娱乐化，正在侵蚀深度阅读所需的专注力与整块时间。当屏幕不断切割注意力，系统性的书本阅读自然被边缘化。

　　家庭阅读氛围的缺失也是原因之一。在他看来，很多孩子没有兴趣读书是因为在生活中没有“看见”父母读书。当家庭这一最基础的阅读“细胞”活力不足，社会性的阅读风尚便难以形成。

　　因此，“读不进去”已不再是个体选择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乃至国家立法共同应对的系统性社会课题。

　　汇聚更多社会资源

　　让阅读成为可持续生活方式

　　《条例》中，阅读责任被清晰分配给不同主体：政府负责规划与保障，学校承担课程与指导职责，公共文化机构提供专业服务，出版机构优化内容供给，家庭则通过言传身教参与其中。

　　如何把制度层面的“条件”转化为具体可感的阅读环境，是实践层面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朱永新看来，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由他发起的新教育实验，在二十余年的实践中，始终把“营造书香校园”置于首要行动的位置。通过“晨诵、午读、暮省”，阅读进入学校的日常节律；通过整本书共读，阅读不再是个体行为，而成为共同经验；通过师生共读、亲子共读，阅读被纳入具体的学习关系与生活场景之中。

　　“我们还推出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学科、不同主题的系列书目和阅读课程，解决了‘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朱永新强调，“只有当阅读成为学习方式本身，教育的深度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除了校园实践，朱永新也尝试借助公共平台拓展阅读的社会空间。自2010年起，他坚持在新浪微博等平台更新“新父母晨诵”“一言难忘”“童书过眼录”“书香中国”等栏目，有时推荐自己读过的儿童读物，有时分享国内外全民阅读的实践经验。这种持续、低门槛的共读，吸引了不少教师、学者与家长参与讨论，为公众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阅读交流方式。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作为以教育文化为主界别的参政党，民进中央今年开始实施“开明阅读”项目。民进全会“共读一本书”活动近日启动，朱永新作了首期荐读。

　　与此同时，各级民进机关和“民进之家”陆续建设“开明书架”“开明书屋”，为基层阅读活动提供相对稳定的公共载体；面向对口帮扶地区的青少年学生，民进还赠送精心挑选的“开明书包”，同时与开明慈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协同推进，探索在法治框架下汇聚更多社会资源，形成阅读推广的合力。

　　提升公民思考能力

　　以开放自信姿态与世界对话

　　在谈及制度建设与实践路径之外，朱永新关心的还有一个被反复追问却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信息唾手可得、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为什么仍然需要阅读？

　　在接受采访时，他向读者推荐了正在阅读的《下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应对风险更高的未来》。“这本书从人口结构变化、技术加速、气候风险等维度，梳理世界正在经历的深层转型。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国当下面对的现实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阅读的意义重新被凸显出来。朱永新在与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的多次对话中，反复讨论过这一话题。麦克法兰认为，阅读之所以在人类社会中不可替代，并不仅因为它传递知识，更因为它激发一种持续而主动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使人能够真正进入他者的经验之中，而不是停留在即时感受与表层判断上。

　　在谈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时，麦克法兰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他认为中文的象形文字本身具有独特的美感，阅读中文所带来的视觉与思维体验，往往比拼音文字更为丰富而立体。在麦克法兰看来，唯有通过深入而耐心的阅读，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并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朱永新对此深表认同。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最普遍、最廉价、也最深刻的交流方式，正是通过阅读彼此的文本来实现的。面对面的交流永远只能发生在少数人之间，而阅读，使思想得以跨越时间、空间与文化边界，在不同文明之间持续流动、相互理解。

　　在朱永新看来，阅读不仅关乎个人成长、国家治理，更关乎文明如何彼此理解与尊重。因此，当一个国家选择用制度守护阅读，它真正要守护的，并不是书籍本身，而是公民持续思考的能力，是社会在不确定时代保持理性与耐心的可能性。

　　朱永新推动全民阅读，更深层的愿景，正是在制度保障与社会合力之下，重塑阅读的价值：让更多人通过阅读完成精神世界的建构，奠定终身成长的根基；在深刻理解并传承自身文化的同时，以开放而自信的姿态与世界对话。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或许正是阅读能够赋予一个人、一个民族最宝贵、也最不可替代的力量。(尹李梅)

朱永新 民进中央供图

　　(“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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