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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周口六院妇产科主任坠楼事件、湖南湘雅二院刘翔峰案、河南荥阳市人民医院遭遇虚假视频事件……近年来，医疗纠纷的“网络曝光”渐趋频繁。

　　“医疗纠纷一旦上了网，事情就比较难控制了。”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王雪医疗律师团队从事医疗纠纷处理工作近20年，专为患方代理，但他们同样反对当事人将纠纷“搬到网上”，并将这条要求写进代理合同。

　　在他们看来，相比于过去传统的线下纠纷，“网络医疗纠纷”传播快、影响广，而且情绪化内容泛滥，理性分析稀缺，极端、偏激的信息更容易传播。这不仅使得医疗机构、医疗工作者面临更大的压力，不实信息的“回旋镖”也可能伤到患方自己，让双方都陷入被“网暴”的漩涡。

　　“不过，患者的‘网上发声’固然不够冷静，但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让患者不得不出此下策。”王雪团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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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行业内有时候说，现在是‘武斗’少了，‘文斗’多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如是说。

　　作为长期关注医患关系的学者，他观察到，近年来随着“医闹入刑”“平安医院建设”“暴力零容忍”等综合治理措施的推进，过去常见的静坐、堵门、设灵堂、伤医等极端行为已明显减少。

　　然而，医疗纠纷并未因此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蔓延至网络上。国家卫生健康委2025年数据显示，全国医疗机构年均投诉量较十年前增长近三倍，其中网络投诉(包括社交媒体、政务平台及调解平台)占比已超过45%。王岳指出，相较于线下纠纷，通过网络发布“小作文”、聊天截图或短视频的曝光方式，传播更快、影响更广。

　　“患者选择网络曝光，往往是想借助舆论压力快速施压，以实现自身诉求。”王雪团队分析道。然而，多位业内人士强调，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并不适合在公共舆论场中讨论。

　　在“正当维权”与“网络医闹”之间，关键界限在于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然而，患者常因医学知识不足、信息不对称，难以基于完整证据客观陈述，稍有不慎就容易在表达中夸大医疗过错、丑化医务人员形象，误导大众。

　　一旦涉及对医务人员的人格侮辱、诽谤或个人信息公开，甚至煽动网络暴力，即便初衷是维权，也可能触及法律红线。“我们见过患者虽在医疗诉讼中胜诉，却因侮辱、诽谤被医院反诉的案例。”王雪团队补充道。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前副主任刘瑞爽还注意到，网络传播的特性也加剧了信息失真的风险。“匿名性让用户发言随意，追责困难；‘网络推手’的二次加工、断章取义，导致真相变得模糊不清。加之算法偏好推送情绪化、对立性内容，形成了‘越极端越可见’的现象。”

　　而医疗纠纷本身专业性、知识性极强，涉及医学、法医学、法学等多学科知识，绝大多数公众往往缺乏专业判断能力，导致个案容易被简化为情绪宣泄。刘瑞爽认为，这容易导致纠纷从法律争议演变为对医护群体的道德审判，这不仅损害医务人员尊严，也削弱公众对医疗体系的信任。

　　在此氛围下，医生为规避风险，可能倾向于选择程序上“最安全”而非医学上“最优”的方案，引发过度检查、回避高危患者等现象，形成恶性循环。“医患对立，终归是让患者承受更多代价，”王雪团队表示，“网络曝光看似高效，实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么现实中，医疗纠纷的解决究竟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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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医相护”的鉴定？

　　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当患方对诊疗结果不满时，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正当途径维权：医患双方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申请行政调解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然而，这些途径各自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影响了纠纷的有效解决。

　　首先，在医院内部进行和解时，医院权限有限，通常赔偿额度在两三万元以下，难以满足大多数患方需求。

　　其次，隶属于司法局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主要由退休法官、医务人员、律师等构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部分专业问题。但由于医学专业性强、分科细致，地方上普遍缺乏专业资源支持，医调委逐渐被边缘化。

　　而剩下的卫健委行政调解和法院诉讼，则都绕不开医疗鉴定这一关键环节，争议的焦点也正在此处。

　　医疗鉴定的核心目的，是明确医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存在因果关系的过错才会导致赔偿。

　　据王岳介绍，医疗鉴定主要由医学会或司法鉴定机构负责。具体来说，如果患方选择卫健委的行政调解，鉴定由医学会进行；如果走法院诉讼，则由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医学会完成。因此无论哪种方式，医学会的鉴定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医学会鉴定的公信力一直受到质疑。

　　其中最为人猜忌的便是“医医相护”。医学会作为社会学术组织，主要由医务工作者组成，其章程中明确表示“为医务人员服务”。据王雪团队介绍，医学会鉴定人员分为工作人员和鉴定专家，其中鉴定专家都是临床医生。以骨科医疗纠纷为例，工作人员会邀请临床骨科医生、感染科医生、药学专家和法医专家等组成临时鉴定小组，通常以3、5、7等单数人员构成。

　　尽管有一定的避嫌程序，如不选择与纠纷医院相关的专家，但由于同城医疗圈关系紧密，专家们彼此熟悉，难免出现“今天你鉴定我，明天我鉴定你”的情况。“同行评议”的利益关联使得患者心存疑虑。

　　王岳认为，当前的医学会鉴定往往重结论而轻过程，缺乏有效的听证程序。鉴定书存在“头重脚轻”的现象，即描述部分过多，论述部分不足，最后直接给出结论，难以说服当事人。“一个好的鉴定书应当像议论文一样，具备清晰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即使外行也能看懂。不能说‘你爱听不听，反正我认为就是你的错’。”

　　于是，心存疑虑的患者只能走法院诉讼，希望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的鉴定人通常由法医担任，临床医学专家的意见不直接出现在鉴定意见书中，仅记录在会议记录或卷宗里，供鉴定人参考，因此被更多患方接受。

　　不过，王雪团队透露，在部分地区，法院会强制要求医疗鉴定由医学会进行或优先选择医学会，“最后一条路也堵死了”。这导致许多患方对维权程序失去信心，索性选择了网络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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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刃向内”

　　要想让医疗纠纷回归专业和法律框架，避免情绪和流量主导，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于畅通切实可行的解决渠道，让患方感受到投诉有门、打官司有望、维权结果可期待。

　　“这需要从系统结构上优化，而非仅作个案的零碎修补。”刘瑞爽说道。首先，王岳、刘瑞爽均认为，法律诉讼成本高、程序冗长、耗时久，并非是医疗纠纷的优选方案，因此应该强化非诉讼的沟通和调解机制。  

　　王雪团队曾代表患方参加过多次医患双方调解沟通会，他们特别提到，“部分医疗机构在面对患者诉求时，常常将其视为无理取闹。这种强势心理和傲慢态度，使得医患双方难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协商。”

　　刘瑞爽建议，医疗机构应明确投诉回应的时限和内容要求，并设立专人对接；同时，医方和调解机构有义务将专业判断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话语，以减少误解。

　　王岳表示，当前行政调解成本较低但公信力不足，“卫健委主管医院，又负责调解，容易给人一种‘又当选手又当裁判’的嫌疑。”因此，他建议将医疗事故认定权从卫健部门转移至司法部门，而处罚权仍由卫健部门执行，以提高调解的公信力。

　　此外，当前医疗损害鉴定监管也亟待加强。王雪团队在多次诉讼中发现，对于患者死亡后未行尸检的案件，部分鉴定机构擅自将尸检作为医疗损害鉴定受理的前置性条件，未行尸检的案件直接退鉴，导致案件停滞；也曾多次出现不同鉴定机构结论迥异的情况。

　　因此，王雪团队建议修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医学会的司法鉴定资质、责任主体和监管主体、要求临床专家须经司法鉴定培训合格、明确医学会使用国家标准而非专家个人经验，并设立患方对鉴定结果的申诉途径，以提升鉴定公正性。

　　从更长远来看，王岳认为，医疗系统内部的改革才是根本。

　　首先，固定诊疗资料，如术前谈话、手术过程等，并作为病历存档，能有效预防医疗纠纷。“纠纷多是因为医患有认知差异，固定证据能客观还原事实，减少争议。多数医院都具备这个条件。”王岳说道。

　　其次，王岳建议推广医疗意外险。目前医院多购买医师责任险，需医疗过错方可赔付。但医疗纠纷中，久拖不决的常是无过错意外或患方期望赔付高于法定标准。因此他认为，高风险手术前应强制购买医疗意外险，无过错即可赔付，能直接化解经济诉求，增强医师抗风险能力。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提高医疗质量，尽一切努力减少医疗损害事件的发生。王岳表示，必须加速三明医改经验落地实施，同时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去除逐利动机，让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

　　“医方不应总将问题归咎于病人，没有病人是为了惹纠纷来医院的，谁也不希望自己身上出问题。”王岳说道。

　　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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